我的博客报: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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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誌停頓了好一段時間,因為我忙著準備專科考試。這關考驗,終於在4/29順利結束,讓積壓在心中好一陣子的巨大壓力得以紓解。回想起來,從小到大所經歷的考試之中,從來沒有像這次這麼緊張的!緊張到常常沒來由的就情緒低落,眼淚在眼眶中打轉,甚至在下午要筆試的當天早上情緒崩潰,抓著老公大哭。在我家,我老媽是從來不相信考試前要去拜拜的這套,所以也一向拒絕去幫我拜拜;為了這次考試,我特地跑到龍山寺,有始以來這麼用力這麼虔誠的祈求著神明的保佑!也許是像老公所說的,我們太久沒考試了,才會緊張成這樣!這段準備考試的日子當中,我最要感謝的是一路陪著我的老公。無怨無尤的擔起打理我們生活的責任,讓我得以安心唸書。當中發生了許多波折,也幸好有老公在身邊支持著我,鼓勵我,開導我,在我傷心時把我擁入懷中承接我的淚水,讓我能夠很快的從打擊中走出來。親愛的,沒有你,我是走不過來的。謝謝你,真的非常非常謝謝你!接下來換老公進入閉關期的日子,就換我來照顧你支持你吧!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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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旭走了。她创作的“林妹妹”形象已成经典,看过87年版的《红楼梦》一剧以后,再读《红楼梦》书,脑中浮现的黛玉就是陈晓旭创造的 “林妹妹”的样子。 她后来经商也取得巨大成功,说明她本人的性格并不仅仅拥有“林妹妹”的多愁善感、聪慧敏锐,一定还有着王熙凤的长袖善舞和薛宝钗的圆融通达,而她最后的出家,更说明了她有一颗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的心。 有人说她出家是为了救命,陈晓旭地下有知一定会不以为然的吧?在我看来,她最后是在得知自己大限已到,为了却自己的心愿才出家的。对于佛教徒来说,出家实为回家,是最完满的归宿。按佛教里的说法,能够出家不知是多少世修来的福分,又岂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无缘无福的人能轻易做到的。仔细看过陈晓旭的生平照片,发现无论是演林黛玉还是经商时,她的眉宇之间总是有股挥之不去的淡淡的忧郁之气,唯有出家的那张照片,脸上的笑容舒展祥和,那是从心而出的喜悦,仿佛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刻。 有人说她信佛太深所以才得了癌症不医治的。我从没有在佛教的经典里看到过不让人看病的说法,不让生病的人上医院的是法轮功。记得书上说有病时有医生给诊治是福分。台湾的证严法师,几十年前就是因为看到台东当地人缺医少药,才兴起了募捐建一所医院的念头,由此而生的慈济基金会如今已遍布全球。 何况陈晓旭得的是乳腺癌,如果发现时已是中晚期的话,治与不治的一年存活率和五年存活率的区别都不大。 她信佛已久,对人生的领悟境界自是与常人不同,她一定是明白生与死只是生命在某个阶段的一种形式罢了,所以她选择了自然归去。 经历了大红大紫大富大贵之后的堪破红尘,弥足珍贵;大智大慧给世人以启迪,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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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妈妈问我关于孩子说话晚的诊断和治疗的事,我把自己了解的一点皮毛帖在这里。 如果有小孩到了该说话的年龄不说话,我们常常听到周围人的说法是:“他还不到时候,到时候就讲了。”“我有亲戚的孩子四岁才讲话。”“我从小讲话就晚,现在不是挺好吗?”许多家长都抱着“再等等看”的想法,可等待和观望的态度有时会使孩子错失语言发展(一岁至三岁)的黄金时期,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正常孩子在一岁左右就开始鹦鹉学舌,并理解简单的指令与问题。在美国,如果孩子到了一岁半仍然不开口,医生就会建议给孩子做语言能力的测试和鉴定,内容包括听力、理解、发音、说话,然后给予治疗。医学上还有个词叫“语言发育障碍”(Speech/Language Disorder),是指聋哑儿童一类有器质性病变的孩子,既使经过治疗,这一类孩子也难以达到正常孩子的语言水平。对于单纯是语言发育迟缓(Speech/Language Delays)的孩子,越早治疗效果越好,逐渐就会赶上正常孩子的水准。 引起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病理原因主要有自闭症和智力低下,还有一些孩子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说话晚,这类孩子就是大家常说的开窍晚,或者说是开窍的顺序和别人不同。语言治疗对于这些孩子的效果都非常快和明显,方法有很多,基本宗旨就是引起孩子说话的欲望,让他明白只有说出来才能达到目的。比如他最喜欢吃的东西、要玩的玩具,只有说了名字才给他。 对于智力低下的孩子,不仅要教说话,还要同时训练记忆能力、交流能力、理解能力、自理能力等等,往往是综合训练。我看到一个训练机构的录像,一个最简单和典型的例子是:有个孩子喜欢坐在大球上上下颠,训练师就和他一起颠,但是一定要他表示出想颠的意思才颠,录像中那个孩子会扭身,他一扭,训练师就颠,以此训练他和人的交流,这期间训练师嘴巴不提地在描述他俩的活动,一直在重复“颠球”这个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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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r Translate的展览今年有75位亚洲设计师参与,轮回在纽约,柏林和北京展出。柏林一站Tiger邀请了泰国插画师Boonchai和我到场为展览 创作绘画装置,我们需要涂鸦的物件有冰箱,沙发和T-shirt。于是一到柏林,我们首先是忙碌工作了两天。早上吃完自助餐,直接打车到东柏林的展览场地,马 不停蹄地画冰箱。 到了晚上,总是四肢疲倦食量大增。 从Texi内看到清晨的柏林,与伦敦及北京的忙碌嘈杂大为不同,柏林的街道安静冷清,每个行人都不慌不忙。
我和Boonchai在计程车内,以及他的女友Sang。刚见Boonchai时觉得他其貌不扬,可逐渐发现这个信佛的设计师特别友善自在,内心一片纯净,眼睛简单得象小孩,几天以后再看他的脸,甚至觉得他长得很可爱。
展览场地是东柏林的Berlinmitte,一座废弃的电信工厂改造的美术馆。冰箱已到场,我负责大只的,Boonchai负责小只。坐在沙发上的Steve是全方位给我们服务的策展人之一,这些天全托他的照顾。
开动设计我的大冰箱。
比较起我的繁琐的设计和精雕细刻,Boonchai的喷绘快速简单,没几个小时老虎就在冰箱上显形。
我和Boonchai
我的工作量比较大,好心的Steve过来帮我上墨线
Boonchai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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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在东柏林Berlin Mitte的Tiger Trabslate展览场地举行了5位设计师的Sweet Talk。 Sweet Talk的基地在都柏林,但他们组织的活动在世界各地进行,两年内在纽约悉尼东京等城市都有sweet talk设计师演讲,同时发行设计杂志Candy。 这次在柏林。除了我以外,另外四位演讲者是德国的Eboy, Hort, Bank和英国的Steve Lawler。
40分钟的讲座。除了介绍自己的创作,我向德国公众介绍了十几年来我经历到的中国发生的绘画运动,比如80年代末日本漫画的大举进攻,90年代中国本土漫
画的萌芽,2000年左右一批网络画手深受欧洲插画的影响,以及后来的绿校和陆续到欧洲学习设计的中国年轻人。德国听众们回应说很有趣,尤其是2000年
我们在网络上发掘并熟识的那些德国漫画家,也是他们爱戴的绘画大师。
在Sweet
Talk很开心的事是见到Eboy,在国内大学期间就从网上知道了Eboy,他们的Pixel
City一直是像素世界的经典。伦敦的Magma书店长年有卖他们的海报。这回亲自听他们的讲座,收获不浅,还看到了Eboy的一段动画。
和Eboy的合影。他们说在我讲座时我讲到的Henning
Wengenbreth正是他们大学期间的老师,很意外来自中国的插画师竟也受到他们老师的影响。
Hort是平面设计界的领袖人物,他展示的设计作品量多到让人目不暇接,演讲大概延时到1小时20分钟。去年他还来到伦敦,为英国设计大奖A&AD做评委。
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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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说外语就像打仗,说话的人力求句句正确,速战速决。可是由于场合的不同,所掌握外语的程度的高低,数量的多少,练习的频率等种种主观客观因素,这一场仗打起来往往就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当事人浑然不知,旁观者却已笑得合不拢嘴了。我有两个瑞典朋友,她们正在学西班牙语。瑞典人有自己的语言,但她们也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和德语,这为她俩在西班牙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起码交朋友方面绝对是事半功倍。有一天和她俩相约到马德里一家中餐馆吃饭,同去的还有同胞小许。小许从德国大学转道而来,这回巧遇以德语见长的瑞典姑娘,竟生出“老乡见老乡”的激动之情,一路上都是德语来德语去,我在旁边那叫一个咬牙切齿,因为我的德语很差。相反,小许只懂德语,所以成了当天的重点照顾对象。本来,小许和瑞典人说德语,我跟她们说英语或西班牙语,她俩之间用瑞典语交谈,谁跟谁说什么语言都精确无误。可到了点菜的时候,四个人开始激烈讨论,脑神经的反应速度一度跟不上说话的速度,于是乌龙球进了无数,场面混乱不堪。我对瑞典人蹦出了中文,中餐馆老板娘也对着我的瑞典朋友大说汉语,瑞典人这一急,居然跟我说起了德语。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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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学生们的学习态度也无可挑剔,那是他们挑战我的前提。他们到课准时,出勤率高,假如我有事在身不能上课,学生们便会打电话来询问补课日期,发现我有什么汉语书籍也都要讨去复印一份,就怕别人印了自己没印吃亏。面对这样的学生,做老师的能不给自己上紧发条吗?三人行尚有我师,何况我遇上了这么多爱刨根问底追求明晰的洋学生。每次一上课,问题就如乱箭般射来:为什么“五月”中的数字在前而“星期五”中的数字在后?究竟什么时候用“是……的”什么时候不用?为什么问房间号是“你的房间是多少号”问电话号码却不能说“你的电话是多少号码”?中箭的我急电中国委托父母帮我搜集对外汉语教材,航空邮来解我于困境之中。洋学生们不知道,走出课堂我就跟他们一样成了学生,十几本教材互相参照,教材上写的不详细的自己再去分析总结,将母语语法从头学起,西汉双语的比较也得一丝不苟,难度系数最高的当属用西班牙语来给出完美的解释,让他们通过母语思维也能够理解繁复的汉语。这项挑战看不到极限,教外国人汉语我是欲罢不能了。学外语最大的障碍就是受到母语思维的影响,而不能理解这门外语语言的结构和规律,但以母语思维来学习外语又难以避免。洋学生们就对“来”“去”两个汉字痛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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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ry, Chris. "Where is the Love? The Paradox of Performing Loneliness in Ts'ai Ming-liang's Vive L'Amour." In Lesley Stern and George Kouvaros, eds., Falling for You: Essays on Cinema and Performance.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1999, 147-75. -----. "Where is the Love? Hyperbolic Realism and Indulgence in Vive L'Amour." In Chris Berry and Feii Lu, eds., Island on the Edge: Taiwan New Cinema and After. H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79-88. (requested 10/09) Berry, Michael. "Tsai Ming-liang: Trapped in the Past." [Interview]. In Berry, ed., Speaking in Image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 NY: Columbia UP, 2005, 362-98.(requested 10/09) Betz, Mark. "The Cinema of Tsai Ming-liang: A Modernist Genealogy." In Maria N. Ng and Philip Holden, eds., Read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s Society, Literature, Film. HK: Hong Kong UP, 2006. Cai Mingliang, et al. Aiqing wansui: Cai Mingliang de dianying (Vive l'amour: Tsai Ming-liang's film). Taipei: Wanxiang, 1994. Cheong, Wong Tuck. "What Time Is It There?" [review] Cinemaya 52 (Summer 2001). Chong, Woei Lien, "Alienation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The Visual Idiom of Taiwanese Film Director Tsai Ming-liang." China Information 9, 4 (Spring 1995): 81-95. Hsiu-Chuang, Deppman. "Recipes for a New Taiwanese Identity? Food, Space, and Sex in the Works of Ang Lee, Ming-liang Tsai, and T'ien-wen Chu."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8, 2 (Oct. 2001): 145-68. Hu, Brian. "Goodbye City, Goodbye Cine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