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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刚刚出版的新书《人性与命运》的序言：
一 切 为 了 青 年
——《人性与命运》自序           黎 鸣

    人生最终极的意义，是不断地增进智慧，从生到死，一辈子争取活一个明白。明白什么？明白自己活着，究竟可以是什么，究竟能够做什么，究竟应该为什么？人，号称是会制造并运用工具的动物，而工具也包括方法、理论等等。然而一切工具，都莫过于创造工具的工具，包括方法的方法，理论的理论。而这，其实指的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方法、理论。正是思维的工具可以让人增进智慧，正是思维的工具可以让人明白，正是思维的工具能够真正促使人从事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推进文明的工作。
    近代以来，比之西方人，甚至日本人，中国人贫穷、落后、受人歧视。一句话，显得愚蠢，为什么？就因为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没有人真正关心过如何创造人类思维的工具，包括方法、理论。
    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历史文献，都表明了中国人的“白活”史，都表明了一个不知思维为何物的历史，甚至“不允许思维”的历史。绝大多数中国人冤枉地、屈辱地、蒙昧地乃至愚蠢地活着，尤其是中国的文人，本应是启迪中国人思维从而开发中国人智慧的人，然而事实上不是，甚至恰恰相反，不仅不启迪、不开发，更反启迪、反开发，还更把中国人朝相反的蒙昧、愚蠢的方向推。传统的中国文人，不仅自己不懂得制造思维工具，还更帮助极权统治者消灭一切胆敢制造思维工具的人。直到今天，一些极其无聊的中国文人又在兴风作浪了，要在中国全面开展什么“读经”运动，还更投大量资金兴建什么“国学”院。
    中国古代的“经典”，究竟有多少是真可以帮助中国人活得明白，并促使中国人进行创造性思维的“经”呢？我看极少，或者说几乎没有。要说有，也得今天真正的明白人去从事考古发掘，而决不是照搬。像蒋庆先生所选编的号称“必读精华”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恰恰是照搬，而不是发掘，甚至还更是对“中华文化经典基础”的严重歪曲。例如，其中就完全排斥了老子、墨子的伟大的文化传统，而且更用汉儒、宋儒的扭曲、异化的卑鄙文字遮蔽了孔子的伟大文化传统。
    此外，正如我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一书 中所指出的，传统的中国，基本上是个无“学”的民族。在中国，除了中医学，还有其他任何可以称作“学”的东西么？中医学，不管人们怎么贬低它，它毕竟有自己的特有的“逻辑”——阴阳五行一以贯之，它的确是中华民族惟一可以称作“学”的国宝。然而其他的一切，有“学”吗？儒学不是“学”，是术，是入世（官场）术；道学不是“学”，是术，是出世（官场）术；法（家）学更不是“学”，依然是术，是（官场）害人术。总之，一切缺乏“逻辑”核心的“学”都称不上“学”，都只能是伪学、假学。中国何来“国学”？将来的“国学”院院士，必定多半是学术骗子无疑。或许正是因此，有人称蒋庆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的“读经”运动完全是“欺世盗名”（见2005年第七期《书屋》），我表示赞同，而且还想特别指出，非但“欺世盗名”，还更误国误民，甚至害国害民。因为他们要把现在的中国青少年继续引入只知博闻强记，而根本不懂理解，不懂分析发现、不懂归纳发明、不懂综合创造的旧文化传统的陷阱，而使中国人永远不得从贫穷、落后、蒙昧、愚蠢的境地自拔。
    中国人无“学”的根本原因，即在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再也无人创造人类思维的工具了。在西方，创造人类思维工具即兴起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学，其中又特别是康德的先验哲学和先验逻辑学。研究西方哲学近三十年，我终于看清，西方近代真正活的哲学高峰，实为康德的先验哲学和先验逻辑学。其后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实际上已把逻辑和哲学完全搞得僵死了。索性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也最后走向了死亡。
    在中国，最有思维活力的时代是在先秦，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这样三位可以在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伟大的思想家。令人扼腕的是，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老子涝了、墨子没了、孔子空了。老子是迄今人类中最伟大的本体论思想家，他提出的“道”的观念，将在今后的世纪中，把希伯来人的上帝、希腊人的逻各斯（逻辑）最有力地统合在一起，成为全人类的文化之“道”。可惜，自庄子之后，老子的思想就完全被变成了让绝对的相对主义乃至自我愚弄的神秘主义泛滥的污泥浊水之塘，所以说老子涝了。墨子是中国的“亚里斯多德”，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理性的奠基者，在所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只有他认真关心创造思维工具的问题，可惜，中国人自己把他永远地遗忘了，所以说墨子没了。孔子是中国，也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人类生存的终极的目的论者，他提倡的爱人精神，永远是全人类生命航船的灯塔，可惜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学说被中国历代的极权统治者以及无聊的中国文人改造成了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内容空洞的漫长而巨大的遮羞布，所以说孔子空了。
    在未来的时代，尽管中国的“亚里斯多德”----墨子，由于西方近代哲学和逻辑学的突飞猛进，可能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价值，从而墨子将只能作为伟大的古人而被我们记载在人类大思想家的史册中，然而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将依然在未来人们的创造性的活动中鲜活地存在着。孔子的爱人精神的终极目的论固然是如此，老子的“道”的本体论思想其实更重要。在我的创造新的人类思维工具，或新的逻辑思维革命的追求中，我的三大后盾，或三鼎足，即是老子、康德、孔子，在其中，我用康德代替了墨子。诚如我在我的一篇“宣言”中所讲到的，我要用康德来改造老子，同时又用老子来改造康德。正是在上述三位伟大思想家的基础上，我构建了我的新的逻辑，又称太极阴阳三行逻辑。我的类似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纯粹逻辑的著作正在勉力建构的创作之中，而我的运用这种新逻辑方法来剖析具体问题的书，特别是用它来“认识自己”，以及最终认识人性及其命运的书，其实早就出版奉献给读者了。如《问人性》上下卷、《问天命》三卷（《命运的诅咒》、《道德的沦陷》、《悲剧的源流》）、《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了》、《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以及《情场化社会》等等。
    令我欣慰的是，我的著作获得了相当多关心思维问题和人性及其命运问题的青年朋友们的青睐。为了更多地向全社会普及，减少篇幅，降低价格，有不少朋友着手帮助对我的书进行缩编。目前书店里正畅销的《中国人性分析报告》和《情场化社会》两书即均为对拙著《问人性》的不同视角的缩编。前者的缩编者是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的何宗思先生，后者的缩编者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的张达先生。显然，从两书的销售情况看，他们的缩编均获得了读者的欢迎。
    更令我兴奋的是，最近我才获悉，周杨女士作为一位前律师、前法官、前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前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现影视策划人，而且还是一位有一个正读大学四年级而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儿子的母亲，最初，只是为了激励儿子的成长，现在更向全社会推广，为了激励广大的与她儿子同辈的所有青年人的成长，她把我的所有最重要的七本书（《问人性》上下集、《问天命》三卷、《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和《西方哲学死了》）总共约二百四十万字，择要缩编成了只约四十万字的一部书，取名《人性与命运》。七月中旬，她请我作最后的审读。看完后，我只能叹服。此书章章节节，连缀得天衣无缝，卓然是一部思想内涵更浓郁更清纯的新著。周杨女士帮我做了我原想做，而一直未能做，甚至还无能做的一件大好事。我为我自己，也为广大的青年朋友向她表示感谢。我坦承，周杨女士对我著作中一以贯之的思想的理解之深透，令我惊讶，更令我感动。我曾见过她的儿子，一位英气勃勃，满怀远大抱负的青年，他不久将赴国外深造。
    我很兴奋，我很激动，我也很幸福。我曾甘于寂寞，勤奋著述；我也曾走遍全国，向广大的青年大学生发表演说，我的所有这一切，不正是想要看到这样的结果么？我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始终坚信，要使一个民族真正变得聪明起来，如果思想充分开放、自由，只要上下同心同德，并且思维工具、方法、理论得宜，三代人（大约半个世纪）足矣。中华民族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这正是我不遗余力，要发起一场新思维、新逻辑革命，建立全新的人学，而准备全生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我衷心希望能够得到所有青年人的共鸣—--让自己切实地聪明起来，你们才是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200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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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 鸣：三元逻辑就可以破解四色定理          

 新京报记者 李健亚

 

   “先介绍一下我发明的一个游戏吧，”这段时间以来，被人称为“哲学乌鸦”的黎鸣一直纠缠于四色难题之中。他在自己的博客上称破解了四色难题，引起了极大关注。伴随着破解四色难题，黎鸣也发明了一种游戏。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黎鸣表示，这游戏本身就已经孕含了四色难题破解的奥秘。如果想战无不胜的话，掌握其推论的四色难题公理就行了。而他破解四色难题的基本的指导思想便是三元逻辑理论。
                      “国外的解答进入了误区”
     甲、乙两人每人一支笔，一张足够大的白纸。
一，甲在白纸上画出一个国家封闭的国界，乙接着在该国界内填上一种颜色，或代表某种颜色的数字，例如用1、2、3、4分别代表红、蓝、绿、黄四种颜色；
二，甲在白纸上画出第二个国家封闭的国界，可以与第一个国家相邻，也可以不相邻。乙又接着在第二个国家的国界内填上一种颜色或代表某种颜色的数字（甲可以随便画无论什么形状的国界，乙也可以随便填上四种颜色中的任何颜色，只要不增加第五种颜色，乙在甲画完之后，还可以重新调整颜色的分布——黎鸣补充）；
三，如此不断地继续，双方斗智，直到乙不小心，或不得已，让同一种颜色或数字填在了两个相邻的国家内算输；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甲未能使乙犯错，则为甲输。
   填地图游戏恰恰就是破解四色猜想的派生物。四色猜想的提出来自150多年前的英国。150多年来，不断有数学家、科学家挑战四色难题。他们实际上证明的是个关于地图的问题：每幅地图都可以只用四种颜色着色，使得有共同边界的国家都被着上不同的颜色。
    近期，“哲学乌鸦”黎鸣宣称自己已经破解了四色猜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的传统智慧启发了我，我就用三生万物作为我理论的基点，”黎鸣指出，自己破解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一般数学家破解的方法。    
   1878至1880年，英国著名的律师兼数学家肯普和泰勒两人分别提交了证明四色猜想的论文，宣布证明了四色定理。他们用的是归谬法，在当时，这令众人都以为，四色猜想的问题已经完全被解决了。
    肯普在自己提交的论文中指出，要证明四色猜想成立，只要证明不必存在一张正规五色的地图就足够了。这可以用归谬法来推论：如果有一张正规的五色地图，就会存在一张国数最少的“极小正规五色地图”。但是如果在这个极小正规五色地图中发现有一个国家的邻国数少于六个，那便意味着还存在一张国数较少的五色正规地图。由此，根本就没有极小五色地图的国数存在，也就不存在正规五色地图了。由此，四色猜想也便成立。
     “这种推论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也有一些推论是循序渐进地证明，从22个国家到35个国家，再到39个国家。最后用计算机来计算，1976年，美国数学家阿佩尔与哈肯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两台不同的电子计算机上，用了1200个小时，作了100亿次以上的判断，他们宣布完成了四色定理的证明，轰动了世界。”黎鸣指出，这是国外长期在二元逻辑指导下，思维进入了僵化的“牛角尖”，而“国外的解答恰恰进入了误区。即使计算机的证明，我都怀疑是否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计算机的程序去一步步地验证。他要做100亿次以上的判断。人一生都无法做到那么多判断。”
                     用公理将地图分为三种类型
     破解四色难题，在黎鸣看来，完全是一种从未曾预料到的极其偶然的顿悟。
    从理论物理再到控制系统理论专业，黎鸣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出来之后，更多的却是研究哲学。很多年以来，黎鸣早就知道有个四色猜想的数学难题，但却并没有想到要去破解它。在黎鸣的回忆中，破解四色难题完全是出于偶然。这还是将近六年前的事情。那一次他正好是在睡梦中刚醒，突然间似乎感觉到，三生万物与三元逻辑有关，而三元逻辑又与四色难题有关。自此之后，五年多来，他就一直在怀疑自己是否真是破解了四色定理，他不敢冒然告诉任何人。只是到了今年，他才确信自己真是完全破解了，并决定在网上发布消息，以引起同胞们的注意。
    黎鸣指出，自己在顿悟中发现了以三元逻辑为基点的四色猜想证明。黎鸣认为，自己的推论完全是以三生万物为基石，用三条公理将所有平面和球面上的地图构造为三种类型。
   黎鸣现场演绎了地图构型的几种情况。他指出，类似四个国家依阶梯式的布局紧密相连，外面再由一个大国家将这四个国家都包围了。这在地图构型中，比较少见，或者说基本没有，但要破解四色难题必须要考虑到这种极至的情况。另外还有类似乌龟壳的地图构型，也是其中较复杂的一种类型。“但不管怎样复杂，都可以用公理归类为三种类型，因此也就能破解这个四色猜想了。”“然而，这里的地图也不能是任意的，必须只是平面上的和球面上的地图，至少，必须排除例如管状环形的地图，当然，也不存在这样的地图。”
                    “中国地图可以只用三种颜色”
       “应用我的定理可以去证明四色难题，还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填地图的游戏，”黎鸣的地图游戏即是文章开篇之始所介绍的游戏。
     黎鸣指出，我们在给地图填色时，必须要全盘考虑。地图的不同区域 填色，也可以用1、2、3、4这四个数字来标识。这时我们应该尽量选择小的数字来填。“尽量别用大的数字，也就是说非到万不得已，不要用4这个数字。”
       举例来说，当一个大国家将四个小国家包围在一个圈内时，必须只用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填满这四个国家。如此，在填最外圈国家时，才能保证有第四种颜色可用，从而使得相邻的国家可以完全不必用一种颜色来填。
    “这是在四色定理应用中的一个规律，尽量从小的数字下手，”黎鸣表示，自己的证明分三步，第一步是公理法证明，即提出全新的公理，对所有的地图进行分类，并进而证明四色猜想的成立；第二步生成法证明，就是对具体的地图进行实际上的填色，证明只需四色足矣。第三步是数学归纳法证明，把结论推广到任意大的地图。“假设n个国家的地图，我可以仅用四色将其布满，那么n+1个国家的地图呢，我也可以证明它是成立的。n是个任意数啊，n成立，n+1也能证明,因此数学归纳法证明是我的最后一道程序。”
     黎鸣更是指出，由于中国地图中各省分布并不复杂，所以在填色时，只需要3种颜色就能完成。
                    转化哲学新思维才是我更关注的 
    “二元论的逻辑方法已经到了它的使用极限了，这种逻辑方法对于人类的价值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电脑的使用即是如此。”黎鸣指出，自己对于破解四色难题并不在意，最多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插曲，他觉得对人类更为有用的，还是他提出的三元逻辑论，人类全新的思维方法。
    三元逻辑论强调的是事物应该以一分为三、合三而一的方式看待。而黎鸣的三元逻辑有三个坐标系，太极、阴阳、三行。黎鸣将其一一解释为：“太极”表明总的起源是唯一的。阴阳的划分还是要承认，比如说男女，因为不可能在男女之间找个第三类。“对错、真假，美丑这种二元分类还是应该承认的，所以我的三元论并不排斥二元划分，而是容纳了这一理论。”然而，真假不等于善恶，善恶不等于美丑，美丑也不等于真假，这三个方面，不能全都只用真假去衡量。“真假不等于善恶，善恶不等于美丑，真假也不等于美丑，这就是三。”
   黎鸣早在几年前便写作了《西方哲学死了》。此次，他更是重申，他所谓的西方哲学死了，是指二元论逻辑死了，二元论的逻辑已到了强弩之末。三元逻辑可以破解四色难题，更能帮助我们找到进入多元世界的路。“三是多的最底层的基数，三能构成多。中国人说三人成众，即是说只有三个人以上才能构成众。对数学来说，它给出了新的视角。在人们认识事物的逻辑方法上给出了一个巨大的开阔点，而且对物质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以及人自身的起源、智慧的起源等等，都能给出某种新的思考的启迪。
   此外，黎鸣还相信，自己的定理对其他的一些有关的数学难题，例如哥德巴赫猜想等等的破解或许也可能会有所帮助，当然，也难说一定，毕竟把二元逻辑提高到三元逻辑，的确是大大进了一步。又例如前段时间吸引眼球的庞加莱猜想，在黎鸣看来，也可能运用他的破解四色定理的方法，即使不去求解也显然会有这样直观的结果，“任意一个曲面缩成最小，肯定只能是个球，用我的原理来解释，这的确是显然的。”
   尽管黎鸣一再强调，在三元逻辑论之下，一切都可能是相对的近似，而不是绝对的精确，但他对四色猜想的破解却是绝对精确的。

  
为什么不将论文发表？
     尽管对自己的破解相当自信，但黎鸣坚持不向国内的杂志投稿，如果学术报告会举办不成，他宁可在网上公开发表。在采访中，他一再地强调，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实在让人心悸，抄袭成风，剽窃成风，作弊成风，腐败成风。已经有国外的朋友告诫过他，优秀的自然科学论文，最好到美国或西欧的科学期刊上发表；但是要他将自己的论文翻译成英文，黎鸣自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不知道向谁求助。
    现在，黎鸣也不指望中国科学院会有人关心这个问题，从而出面召开这个科学报告会。他曾想建议，由中央电视台科技台（第十台）出面，向全国观众公开破解四色难题，如果可能，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希望能得到热心人的帮助，请他们帮助联系联系。黎鸣最后说，“今天，能得到你们《新京报》的采访，我也因此而看到了新的希望。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已经有几位民营企业家表示，愿意资助我，为我租下中国科学院礼堂作为我的报告场地，如果这个办法可行，到时一定在媒体，包括网络上发出通知，邀请国内外重要媒体，以及对此问题表示关心的广大的热心朋友，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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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黎 鸣

法国人卢梭认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科学与艺术。这几乎是等于说，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即是人类文明本身。即：人类社会愈是“文明”，人类社会便愈是“不平等”。正是因此，卢梭把人类最美好的时代，诉诸人类的远古。也即是说，人类的远古愈是“不文明”，反倒显得人与人之间愈是“平等”。

这种结论，对于一个追求自由，高喊“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的卢梭来说，竟是一个何等令人沮丧的悖论！

什么是人类的“文明”？我认为，其实即是人类不断进化、增长的生存的智慧。如果说人类生存的智慧——文明，永远都只能产生并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下场”的话，这样的“文明”，除了最终给人类带来自我毁灭的命运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这还能算是人类生存的智慧吗？

很显然，卢梭关于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的答案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我认为，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起源”于人性中的假、恶、丑，其中特别是“起源”于人类社会性中的“原罪”——暴力、诈骗、谎言。

听过我的演讲，读过我的《问人性》著作的朋友，知道我的关于人有十八性的说法。这里再简述如下：

人的本性：

    生命的本性（原欲）：物欲，觉欲，性欲；

    死亡的本性（原恶）：任性，懒惰，忌妒；

人的社会性（理性）：

    进化的社会性（原理）：平等，民主，自由；

    衰退的社会性（原罪）：暴力，诈骗，谎言；

人的精神性（悟性）：

    光明的精神性（原情）：信仰，求知，仁爱；

    黑暗的精神性（原苦）：恐惧，焦虑，孤独。

上述的十八性，向上，是人的十八层天堂，向下，是人的十八层地狱。

在人的社会性之中，我们明显看到，与“平等”原理直接相反对的“原罪”，正好是“暴力”。这还只是从“逻辑”上的考察。实际上，人类历史中真实的“不平等”也绝对是社会中的集团暴力一手造成的。不说其他，仅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凡登上历代皇帝宝座的人们，他们所依靠的就全都是集团的暴力。关于这一点，已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就曾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问题正在于，出什么“政权”？能出以宪法、法治精神为支柱的维护人人平等权利的“平等、民主、自由”的政权么？

人类近代的历史证明，只有在暴力集团中的人们，全都接受真理信仰的精神指导的前提之下，出现维护人人平等权利的法治的政权才是可能的，而且，这时的暴力集团中的领袖们，均必须具有“宪法的理念高于其他一切”的坚定的信念。或者说，只有当“爱真理甚于爱一切人，包括他自己”的信念，为整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领会并坚持的时候，该社会成为人人平等的法治的社会，才是可能的。

反之，如果暴力集团始终让自己凌驾于真理信仰之上，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那么，该暴力集团实质上即成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最根本的“起源”。

在一个社会中，除了官场中的暴力集团直接构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根本“起源”之外，市场（经济场）中的诈骗集团、情场（文化场）中的说谎集团，也是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状态助纣为虐的重要的帮凶。正是因此，极权专制社会中的大地主、大资产者们的诈骗经济，与御用文人们的谎言文化，也绝对会与极权专制集团的暴力沆瀣一气，共同构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根深蒂固的“起源”。这就是我关于《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问题的完整的回答。（待续）200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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