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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四大绝望的警告,及其巧合的“隐喻”

    我在前面的文章《两千年中国教育的大失败》中曾谈到,中国的四部伟大的古典名著,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华民族内在深沉的四大绝望之声。这的确是我多次阅读这四大名著的真实的心灵感受,我越是再次阅读它们,便越是深深地为它们作者的呕心沥血、输肝剖胆的文字所震撼。对照这四部伟大的作品,我们今天的作家应该自觉感到羞愧。同样写极权专制的统治者……

方舟子的误区

  -by 黎宛冰
 
 最近有个叫方舟子的科学打假人士对我父亲打起了口水仗,因为最近我父亲在博客上公布关于“四色定理”的消息。我虽然倾向于相信我父亲,但是我也向来是个抱怀疑主义态度的人,对怀疑主义一向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对我父亲证明四色定理持怀疑态度。但怀疑和打假是两回事,一个以打假出位的人,在一个事情尚未有定论的时候,就已经抱定打假态度,斥之为基本不可能,说什么:“中国有一大批“数学狂人”,他们坚信自己已经解决了歌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四色难题之类的顶级数学难题,并热衷于推销自己的证明。在有了互联网之后,推销起来就更为方便了,不必再像以前那样跑到高校、研究所纠缠,而只要在网上论坛坚守即可。国内报刊出于猎奇,也很热衷于报道他们的事迹。这些人一般来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这种带有明显偏见的话,并泛泛以“科学规范”归之为不可能,这已经远离了怀疑的尺度,而更接近于陈腐的恶意和庸见。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人以一种模式化思维去判断自己智力范畴以外的事情,还谮以科学之名。

    在我看来,方舟子的言论里面有两个基本问题,一:对民科的态度问题;二:对所谓“业余”的认识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方舟子都有严重的逻辑偏差。

   方舟子之所以在中国有市场,是因为中国科学界腐败严重,大家对科学腐败深恶痛绝而又缺制度防御。所以方舟子甫出,博得叫好一片。大概是得意忘形,方舟子在中医以及民科问题上屡出妄言,让人反感。其大肆抨击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言论里有几个误差:1。方舟子称现在民科爱好者是太多了,好像高校、研究院门口都塞满了民科纠缠者。明眼人都能知道,中国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从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更何况这些人即使流露出自己的兴趣偏好,也备受嘲讽、打击,基本得不到承认,请问他们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危害吗?科学界民科多还是学痞学阀学奸多?科学事业是民科为患大还是学痞学阀学奸为患大?即使民科被认可概率极低也不意味着民科一无是处。对一个基本无害的民科如此蔑视,肆意抨击,从这里可以看出方舟子先生自恃过高的门户意识。为什么不将您的打假继续在科学腐败领域进行,而将之随意扩展到你根本不了解或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难道您的智力真的无所不通?方舟子先生在科学方面流露出所谓“精英”意识实在可怕。更何况还不是精英。2。方舟子的文章里所引用的那些民间科学爱好者例子好像不外贩夫走卒之流,言下之意这些人教育背景不好。且不论不应该打击那些教育背景不好但爱好科学的人,而民间业余者里面多的是有良好科学素养,不过是跨领域跨职业跨专业去进行研究的人。方舟子偷换概念是一种让人贻笑大方的行为。

    转到业余问题。方舟子和很多人的言下之意是哲学家去证明数学问题是扯淡,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极其无知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同时又是数学家的例子非常多,如怀特海、罗素、莱布尼茨、笛卡尔、维特根斯坦等。而哲学家涉猎科学的例子也很多,如德谟克利特、马赫等。马赫就说过:“科学思维以两种表面上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哲学和作为专家研究。哲学家力图尽可能完备的、尽可能综合地使自己定位于与事实总和的关系,这必然使他卷入在从特殊的科学借用的材料上建筑。专门科学家起初只关心就事实的较小领域发现他的道路。然而,由于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暂时的理智目的任意地和强有力地定义的,这些边界线随科学思想的进展而不断地漂移。科学家最后也终于看到,为了他自己的领域定向的缘故,必须考虑所有其他专门探究的结果。……于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所谓业余科学爱好者,就是跨越领域、专业、职业去进行研究的人。如我采访过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STEINBERG先生退休后就一直在进行宇宙哲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德谟克利特著作涉及自然哲学、逻辑学、认识论、伦理学、心理学、政治、法律、天文、地理、生物和医学等许多方面,据说一共有52种之多。即便爱因斯坦,在获得人们认可之前也是个小衙门职员,著名的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是以一种“稀奇古怪”的方式写成:“这篇文章没有参考文献,也未引用权威。其中的一切都是以不同于任何其他理论物理学家的风格写成的。它们仅包含极少的数学,有大量的评论语句。结论——稀奇古怪的结论——仿佛是轻而易举地出现的,……”。哲学家雅斯贝斯也是医学出身,这些人对方舟子大概都是业余者吧。

   方舟子先生狡辩爱因斯坦是受到了很好的科学训练的,请问你所谓的“专业的符合科学规范的”以及“业余的不符合科学规范的“以何划分?难道得到名校文凭的、受到社会认可的就是专业的吗?如果上述人士未得到认可,我相信他们对于方舟子也不过是些稀奇古怪的江湖人士。黎鸣先生所指业余者从来没有把”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排斥在外。即以黎鸣先生自己这个自诩业余者,也是物理专业和控制论专业出身,中国最早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推广者。请问方舟子:怀特海、罗素、莱布尼茨、笛卡尔、维特根斯坦等人是哲学的业余者还是数学的业余者?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哲学和自然科学是截然分开的,几乎没有产生一个能够跨领域的人。黎鸣先生只是说在“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的启发下证明了四色定理,从来没有说用道德经来验证数学命题。即使黎鸣先生的“四色定理”证明被证实失败,这也应该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趋势。更何况目前还是全然未知,就已经被集体谤之伐之。

    我相信方舟子先生的智力用在本专业的打假和针对科学腐败的斗争上比较好,至于说什么业余者应该遵循何种科学规范不是你那么有发言权的问题,或至少是等黎鸣先生公布证明,引起大哗,被公斥为江湖骗子之后再发言。否则即以这种一孔俗见,妄下断言,那就是犯了老子所云“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戒。看来老子就是伟大。拜托方舟子先生,我知道您相信自己的智力很高,不过一定要相信,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您的智力要高一丁点。对您而言不可能的事未必在其他方向上都不可能。

    由方舟子联想起我的一个生物学PHD好友李力毅,他的导师是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内尔,我有幸在2002年采访内尔。李力毅告诉我生物研究是一个及其枯燥的事业,非常需要毅力和耐心。他经常整晚待在实验室,培养细胞,观察其变化,其过程冗长枯燥。他甚至几度准备改行回国做个自由职业者。打算便和方舟子先生差不多,以他的智力文笔,写起打假文章来其犀利大概更胜方舟子先生吧。我一直力劝李力毅不要乱改行,辜负了自己多年的科学训练。但是在这个领域想要出头智力之外确实需要太多的努力和运气。现在李力毅仍在德国做博士后。李力毅的导师内尔特别受到学生钦佩,因为其学术上的正直和对年轻人的扶持,他从来不以领导者之权掠他人之美。我和他也谈到了科学腐败的问题。我不知道方舟子先生回国改行打假,是否也有和李力毅一样的考虑。如果您耐不住寂寞,那么恭喜您确实选择了一个省事快捷的好方向。基本不需要耐心和刻苦,只需要无畏。针对科学腐败的打假在国内是稀缺行业。选对了方向就好好坚持,不要徒逞浮躁到处挥棒(毁谤),砸到人不好,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民科的花花草草在中国基本上还是含苞未发呢。

    我将连续贴上我对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访谈,在我看来,他们对科学的开放、开明态度和正直值得我们学习。对比于方舟子一派大师风范的对所谓“科学常识”的鼓噪喧嚣,领教一下更专业的科学从业者的平常心和低调吧。

内尔:破译大脑刚刚起步

本报记者坐在列车上,向着古老的时间飞奔,目的地哥廷根,是德国的一座古老著名的大学城,在上个世纪初曾经是世界数学和物理学的中心,出产了大数学家高斯和大物理学家韦伯等名人。即使现在,仍然声名显赫,出产的诺贝尔奖得主甚众,最多的时候,哥廷根曾有40多位诺奖得主汇聚一城。如果查看一张10马克的德币,面上就是数学家高斯,背面就是哥廷根的一所建筑。大名鼎鼎的马普研究所有4个所在这里。

内尔工作的马普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坐着公车上行,可以看见风景愈佳,层林叠嶂,有丰富的色彩过渡。正是可以让人静心凝神的所在。

马普研究所的一系列朴素的白楼打断了这种世外桃源式的气息,它们规范严谨,缺乏诗情画意。内尔的实验室在最深处的T6,陪同我的是正在内尔实验室里攻读博士的年轻人李力毅,毕业于北京大学,非常书生气的李力毅自豪地跟我说,在T6这幢3层小楼里,每一楼的老板都是大牛人,一楼老板做神经突出,二楼老板做果蝇发育,是一份欧洲最好的分子生物杂志的的主编,三楼内尔就不用说了。很显然,内尔在学生中有着崇高的声誉,他的另一名德国学生阿尔伯特博士说,他是个特别谦虚的人,从来不让学生觉得他是个大人物,最最关键的是,阿尔伯特说到这里,面带景仰,他知道如何帮助学生,而且从来不会利用学生为自己服务,科学界导师在学生的论文上署名或者是直接把学生的论文引为己用大概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通常的现象吧,阿尔伯特强调说,他从来不这样做。

李力毅说内尔是个很低调的人,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为人非常和善,大概是因为做实验是个等待的过程,生物实验尤其需要耐心和细心,所以一个好的生物学家在性情涵养上大概是多少有些历练的。

硕大的电梯打开,我进入的是一个奇异世界,线圈、仪器、图表、尺牍这些表征精确性的东西造成的繁复感,在墙上贴着近年来的生理医学得主的照片和发明,我和李力毅一样脸上是服气的神情,这是因为了解和不了解所产生的同样的好奇。

我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点,李力毅说我应该早点到,因为现在内尔想去参加一个讲座,我正在想着要面临一个满脸不情愿的大忙人,门开了,一位长着恩格尔式胡子和面容的先生出现在我面前,他脸上笑容温善,声音是轻缓的,几乎可以认定这是个腼腆的人。他从我身后轻轻接过我脱下的大衣,并且把它挂到衣橱里,记者有幸在离去时再次享受这种欧洲绅士式的服务。我们的谈话比预定的时间超过了半小时,可是在内尔先生的轻言慢语和微笑中,时间是缓慢的、时间是温和的。

现在内尔的研究集中在记忆机制方面,所以我们更多地谈到了大脑的问题,他的看法是破译大脑在他这一代是无法完成的,这是个路漫漫其修远的过程,他温和地鼓励李毅努力去完成这样的突破。跟随这样的长者是一种幸福,李力毅说自己在国内的时候也很浮躁,但是在这里待了一年之后,开始能够适应这里定气凝神看似枯燥的生活,这是由内尔言传身教自然培养出的一种科学态度。内尔对中国学生是有好感的,他说在他的实验室里他带过非常好的中国学生,他特别提到有一个从武汉来的学生,他赞扬他在这里工作成绩突出,现在这位中国学生已经能够是国内某个实验室的带头人,他准备明年5月去中国访问他的实验室。他如数家珍一般又列出一串中国学生的名字。

内尔对与他的研究无关的话题总是一掠而过,只有回到他的生物学领域时,他才会长篇大论,确实,在由细胞所构成的数量庞大的巨大迷阵中,有着无限的奥秘和发现的喜悦,令一位科学家无暇他顾,这种科学的激情对于大众是陌生的。在他的科研之外,内尔还关注科学政策,他曾经在埃及支持了一个科学项目,但是由于当地的政策原因不得不终止,在内尔看来,科学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和平的精神,其他显然是次要的。

内尔在离慕尼黑很近的一个小城长大,父亲在一家牛奶制品公司担任管理工作,这帮助他家度过了战时的饥谨,母亲是教师,他的家是个和睦的大家庭。小时候他家在一个巨大的公园式的花园里,在这里他可以数小时地独处,他认识公园里每一颗鹅卵石,认识所有的树木和动物。他很小时候就爱上了数学和物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控制论,决定自己应该成为一个生物物理学家,先学物理,然后再学生物。他后来获得一项奖学金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1967年回慕尼黑,进入马普研究所。1976年出版了第一个离子通道的记录。象这样一个喜欢静思冥想的心灵应该是有某种艺术家的潜质的。他听说此语,微笑起来,说:“生物是关于生命的科学,而生命本身是比任何学科都复杂的,我们想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想要找出事物运行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和艺术都建立在想要了解事物的基础上”。好奇心是最关键的,内尔想要了解一切,电脑电话是怎样运行的,自己的肌肉是怎样动作的,喜怒哀乐是怎么回事,他的巨大的好奇心看来只囿于人有限的生命,他是一个接近生命奥秘的人。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

我研究的是离子通道,这是一种镶嵌在细胞膜上的蛋白质,25年前我和扎克曼发现了离子通道,细胞表面都有一层细胞膜,离子通道就是一类控制离子进出细胞的结构,象开关一样,比如说对神经刺激的传导,沿神经进行传送的电流信号,以及其他一些对身体进行调控的程序。从那以后,为了研究这些通道,我们发明了膜片钳技术,25年来很多人利用这种技术对离子通道进行研究,发现人体内有许多相似的通道,并且有相同的功能。

您从70年代就开始进行有关研究,1991年才获得诺贝尔奖,看来有点晚,能否透露关于您的发现的一些细节?

我对离子通道感兴趣已经有很常时间,从1968年就开始了研究蜗牛的神经元的离子电流,对它们的分子机制非常感兴趣,那时有量种假设,一种认为离子通道是一一种孔状的结构,还有一种人们认为是一种能够在膜上运送离子的分子物质,而且是一个一个地运输。如果如果是离子通道的话,我们就能够看见电流相应的变化。我们想办法记录这些这些电流,但是那时,能够进行测量的仪器的灵敏度不够,背景噪音比电流强100多倍。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一种新的技术,就是膜片钳技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降低了背景噪音,从而记录到电流的变化。

这似乎意味着您对物理和工程方面的造诣颇深,您原来对物理非常感兴趣,这两个学科在你的研究中是怎样的关系?

我最初是学物理的。50年以前,生物是一种描述性的科学,主要是通过对物种的划分和相互之间差异性的描述来研究的,但现在生物已经成为一种分析性的科学。我们想了解发生在我们体内的奥秘,身体是怎样进行工作的,最好有物理方面的背景,从而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体内的物理化学过程。我非常清楚我非常喜欢生物,在学校的时候物理是我的强项,我自己认为很想了解生物体内发生的物理化学的反映。所以我想是先学生物还是先学物理。我选择了后者并且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看起来我选对了。虽然我在生物方面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但是总体来说,我的选择还算是正确的。

据说生物发现很大的程度上来自运气,但也有靠严密的逻辑推衍来获得实验的结果,到底是运气还是系统化的逻辑推演将占据生物研究的主流?

生物是一种建立在许多观察基础上的科学,你可能非常运气,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正如前所说,生物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很多物理化学的反应在生物体内已经搞清楚了,现在你就要在混乱的线索里找出逻辑主线,想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潜藏在实验下面,有的放矢地进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生物反应不象物理化学反应那样明显清晰,所以生物学的问题是如何用简明而清晰的方式来阐述,这就比物理化学要更复杂。所以生物学的研究会显得较扑簌迷离。所以你需要一种直觉,把问题简化的能力。可以说,如果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一半归功于好运气,一半归功于好的计划和充实的准备。这是一个很漫长很费劲的过程。

大脑学习和记忆是怎样一个机制呢?

另一方面,LTP是我们学习,记忆以及大脑的其他一些功能的基础这点是清楚的。大脑的一些非常复杂的特性也是可以用仪器系统来模拟的。你可以设计一些仪器来识别简单的物体或者像我们大脑一样进行记忆。仪器工作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知道,大脑内的信息处理是一层一层地进行。许多神经元是相互联接的,像视网膜,它有一层接受光信号的神经元,另外还有一层神经元输出从视网膜得到的信号,这层神经元是和一些其他位于大脑皮层的神经元相连。当信号逐渐经过不同的神经元层,这些神经元的特性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深奥。人们就是利用神经元这样的原理来一层层地联接计算单元的。如果你让这些联接像LTP一样变化,当你输入一些“学习指令”的时候,这些指令就会决定在何种条件下计算单元间的联系加强,什么条件下它们的联系减弱。然后你就可以训练这仪器学习了。当你反复告诉它几次任务时,比如识别字母“A”,计算单元间的联系就会像LTP一样加强;如果结果是错误的,单元间联系就变弱了。就这样,很快,这仪器就会识别字母。这样看来,它或多或少地储存了它自身需要的字母,或者汉字,但是更困难了。(笑)这样的记忆方式不像计算机的记忆,计算机是把信息储存在特定的地方。如果你知道地址就可以完全调出信息来。而这仪器记忆的特点却是相互关联的,就是说,你不需要提供地址,而是提供部分你知道的信息:提供一个模糊的“A”,一个有点变形的“A”或者手写的“A”,它就可以给你调出你需要的信息。这就是给一个例子,大脑如何进行工作的研究中的一步。

您现在新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发现这种研究细胞膜上离子通道的技术以后,我的兴趣有一点点转移到神经递质,尤其是glutamate这种神经递质的研究上来了。当两个神经元相互交流时,一个分泌化学信号--就是神经递质;然后另一个细胞膜上有相应的受体来接受识别神经递质。神经递质被识别后,这个细胞膜上的受体就会打开离子通道,激发下面的信号传递。过去的五年里,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这种神经递质是如何分泌,然后通过神经元的间隙传递到受体上,然后又是怎么样激发下面的信号传递的。我的研究不仅仅是在神经细胞,而且对内分泌细胞,尤其是肾上腺嗜铬细胞有很强的兴趣。我很想了解一下它的递质释放的特性。因为这两类细胞具有相似性,细胞间通讯都是通过释放递质来进行的。通过比较研究这两类细胞的递质释放特性,我们希望能够了解递质释放的过程。最近的研究表明,嗜铬细胞释放递质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生理变化。而这些变化,尤其是导致新的蛋白合成,对大脑的早期研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中国曾经有本畅销书,提出学习的革命,通过我们对大脑了解的增多,我们是不是真有可能在将来造成某种学习的革命?例如在人的大脑里植入某种帮助记忆的芯片什么的?

我可能不能完全理解这个问题,什么是学习的革命?也许这种奇思异想在人类1000多年的历史里一直存在,也许古老的中国哲学里也有诸如此类的想法。在150年前曾经有人声称发明了一种可以放在脑袋上或者置于脑内的仪器,我不相信我们能发明这种玩意。我们有可能去找出一些规则,如何简化学习,到底脑力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电脑科学家正在这条路上行进。在慕尼黑的一个马普研究所里,他们有一个研究项目,把神经元界面和电脑连接起来,在一定条件下在芯片上刺激神经元,神经元在芯片上培植起来,这是个非常好的科研项目,也许有助于对脑力活动规则的破译。我们现在离完全了解大脑的机制还差得很远,我们正在路上。有些人想试图了解分子细胞以及信号,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从这一角度去了解大脑更好的功能。有些人则走另外一条路。他们研究大脑更高一级的功能。到底大脑如何学习记忆获取知识。这是方向不同的两种方法,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要将两者融合起来。我们对大脑的了解才刚刚开始,破译大脑这个使命在我这一代是完不成了,(他对李毅笑着说)要靠你们年轻一代了,在本世纪能不能完成这是个大悬念。


对一个准备开始科学生涯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应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你需要辨明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把你自己完全地投入到你的爱好中,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只做自己喜欢的。这样你就会发现自己获得解决问题的机遇,对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强烈的兴趣。

您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加入一项青年实验者项目,据说这对您后来的事业帮助很大,那么您是如何鼓励跟随您的年轻人的呢?

年轻人在积累一定经验以后,必须给予他们机会去做他们自己的尝试。在德国,这里总有一种所谓的大教授,一个学生跟随教授4-5年攻读博士并在其后加入一个较小的研究班子这样是不坏的,年轻人他们有原创性,有建设性和想象力,这对科学体制是大有裨益的。如果年轻人能独立地完成工作,就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束缚。


在科学界也有一种学术腐败的说法,例如某些导师将学生的成就居为己有,您怎么看?

这是完全可能的。学术腐败是科学之外的事,有些人会积聚权利并且利用它来阻止竞争对手的成长,这在一些大的科学实验室也并不罕见。我认为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职业规范来限制权利的滥用,人们应该只做对科学有益的事,而不应该用投机取巧的心态来对待科学。我认为学术腐败不是科学界的大问题,在我的印象里,80%以上的科学家忠实于自己的事业,行为自律,从另一方面说,科学家也是人,在人格上难免也存在和大众一样的缺陷。

中国有句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女人,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的家是个大家庭,有5个孩子,最大的22岁,最小的14岁,可以想象抚养5个孩子和尽我最大努力做好我的科学事业,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矛盾,有时候我会对此产生自责。我妻子对家庭所做的远远超过我,她原来也是我的同行,为了支持我她放弃了自己的科学生涯,不过她对我帮助很大,她也参与科学活动,并奉献很多有益的想法。

关于获得诺贝尔奖,是不是有些激动人心的回忆?

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一直被认为包含在一个小范围的获奖名单里,这种期望时涨时跌。在1989年我曾经被邀请到瑞典4-5次,在1990年之后我觉得诺贝尔奖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了,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并没有对此有更多期待,但是有一天,我正做在办公室里思考怎样进行数据分析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这是个意外的消息。

生物学正在突飞猛进,可以预料还有什么比克隆人类更令人惊奇的发现吗?

我不认为克隆技术是生物学研究的尖端和前沿,

科学家被认为是那种注意力极端集中的人,在生活中您是否有其他兴趣?

我喜欢阅读文学,听古典音乐,读报纸,不幸的是我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些。

    1991年10月7日年诺贝尔奖金颁奖大会上,诺贝尔生理学奖授予给了Erwin Neher and Bert Sakman因为他们的重大成就-----细胞膜上单离子通道的的发现。

    细胞是通过细胞膜与外界隔离的,在细胞膜上有很多通道,细胞就是通过这些通道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这些通道由单个分子或多个分子组成,允许一些离子通过。通道的调节影响到细胞的生命和功能。Erwin Neher 和Bert Sakmann合作,结果发现当离子通过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的时候,产生十分微弱的电流。Neher and Sakmann在实验中,利用与离子通道直径近似的钠离子或氯离子,最后达到共识:离子通道是存在的,以及它们如何发挥功能的。有一些离子通道上有感应器,他们甚至发现了这些感受器在通道分子中的定位。

    离子通道的发现,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在临床上,也使人们对于一些疾病如糖尿病,囊性纤维变性等的细胞学机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生发创新火花必备的要素

  刚不久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提出了“是什么压抑了创新的火花?”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而应该是中国全部教育,乃至全社会、全方位——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大问题。有一组数据说,在中国全部经济的增长之中,资本的贡献是28%,而创新的贡献只有3%,其余则均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贡献。又有一组数据说,中国人在全世界创造技术专利的方面,不足世界的1%,甚至还不到0.5%。此外,目前在中国叫得最响的三个产业:汽车、电脑、手机,它们的大部分的技术专利均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正是如同上述的种种因素,造成中国在所有出口贸易中的利润分成方面……

方舟子先生,莫要仅是一个科学的“二流子”


  我对方舟子先生的第一篇反驳文章,《北京科技报》作了很大的删节,因为什么?我不知道,真是令人遗憾。愿读全文的朋友,可以上网看。这次,方舟子先生又在《北京科技报》上用“科学规范”来教训我这个“科学业余者”了,而且还插有蓄意丑化的漫画。更令人遗憾的是,并非“官方”的《北京科技报》,却只让“专栏作家”的方先生可以“教训”业余者,而却不让“业余者”可以反驳方先生。在一个官场化的社会,纸质、音像的媒体往往总是如此,很难希望他们会表现出应有的公正。这应该是现代人类文明社会中的一种重大的缺憾,更是一种可能导向社会愚昧的重大的缺憾。我只有诉诸网络……

比西方人,中国人究竟差在哪里?

  中国人尝言:“以不变应万变”,这本来是非常正确的说法,即是说,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很好地把握和控制事物。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儒家,从圣人孔子开始,即把上述的“不变性”仅仅理解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不变性,并把这种“不变性”视之为“道”,而且“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或命名为“天理”(宋儒)。我在前面大量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这种“天理”与我们现在正讲到的“真理”毫不相干,而且是巨大的歪曲(例如把“君臣”毫无道理地比喻为“父子”)。当“天理”淹没了“真理”,甚至永远地消灭了“真理”,中国人愚蠢的命运也就开始了。这种命运延续了两千多年,直至今天还没有结束……

两千年中国教育大失败:四大名著中国四大绝望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愚蠢在教育的失败。不是一般的失败,而是大失败,而且是两千多年来的大失败。中国人愚蠢教育的“根”和“种子”,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大一统,尤其在汉代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已经深深地埋下了。因此,中国人教育的失败,决不是一般的某时某刻某情某景的失败,而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全方位教育的大失败。这只有融汇人类历史和人类思维的逻辑,以尽可能全面的眼光反观才能深察。
  这种大失败的教育,直接造成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的大愚蠢。可悲的是,不少人至今也看不到这一点,还依然深深沉迷在自以为非常聪明的浑浑噩噩的历史的梦中。  中国人的教育之所以造成中国人的愚蠢,关键在哪儿?关键即在,两千多年的一直以来,中国人教育思想的完全彻底地被垄断。被谁垄断?被极权专制的皇权所垄断。那么,皇权通过什么进行垄断?通过独尊的儒学进行垄断。  最后,独尊的儒学又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垄断?

论中国人的“断头”教育

  中国人自从“独尊儒术”以来,一直进行的都是“断头”教育,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则不仅“断头”,而且还“缺心”。这是我长期研究“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问题以来,应该说是最终,也最痛苦的答案了……

为什么中国的“天才”只能从西方来?

  中国(包括华裔)的“天才”只能从西方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包括华裔)的大数学家(例如华罗庚、陈省身、丘成桐等),大物理学家(例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等),大化学家(李远哲等),大控制工程力学家(钱学森、郭永怀等)……

两千年中国教育的大失败

  中国人愚蠢教育的“根”和“种子”,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大一统,尤其在汉代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已经深深地埋下了。因此,中国人教育的失败,决不是……

从张载的名言看“宋明理学”之总弊

  这四句名言曾让很多人动心,不仅古代儒家文人为之叫绝,而且今天的文人,甚至某“经济学家”,也为之倾心,乃至在其文章中大肆鼓吹。实际上这四句话,没有一句是正确的,而且错误得极其有害,以至宋明理学,即所谓第二期新儒家的伪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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